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高校智库力量

编者按：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历史上，大国兴替背后展现出的教育推动力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今天，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国家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视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再一次表明教育强国战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借鉴、思考并坚持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回顾世界主要大国的教育强国之路，总结其成功经验，规避其失败教训，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高校智库力量

智库是研究、分析公共政策的机构，专门就国内或国际议题为决策者或社会公众生产政策提供导向性的分析与建议，以助其就公共政策作出决定。智库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驱动力量，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建构新的国际叙事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程度与国家实力发展息息相关。无论从全球智库发展历史这一纵向视角看，还是从世界各国智库发展态势这一横向视角看，高校智库都是智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校智库作为智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搭建起桥梁，为国家战略筑建学理根基，并将基础与应用研究转化成一种决策者及公众可以理解、依靠、获得的政策言语。此外，高校智库依托于学校独特资源，在国家公共外交及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智库是大国强国“标配”

任何一个国家智库的发展都建立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是一个国家阶段性发展需求的产物。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智库产生重要作用的过程。

智库随国家需求应运而生、趁势而起。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强国，在这些大国崛起过程中，各种智囊机构也随之涌现。美国作为现代智库起源及典范国家，在其智库发展史中一共出现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对外政策上，美西战争和一战标志着美国开始进入国际舞台中心；在国内政策上，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垄断、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不断激化，在进步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人们开始重视通过公共政策研究来实现更良好的国家治理。在此背景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政府研究所（1916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等智库开始出现，这是美国智库建设的源头。一战后，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需求不断增大，胡佛研究所（1919年）、对外关系委员会（1921年）、布鲁金斯学会（1927年）等“政策研究型”智库应运而生。第二次是二战之后，面临“冷战”、美苏军备竞赛等国际事务，美国政府需要更多的智库为其全球争霸提出解决方案，以兰德公司（1948年）为代表的政府合同型智库得以建立。这些智库的主要业务是接受政府的委托研究任务。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内政外交都面临转型、分裂的困境。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国际上“冷战”进入“苏攻美守”阶段，“冷战”前半段美国内部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共识逐渐消失。传统基金会（1973年）、卡托研究所（1977年）等“倡议型智库”纷纷成立，美国智库的数量也出现了“大爆炸”。这些智库并不讳言自己鼓吹特定意识形态，强调“思想是商品，政府是市场”等观念。由此可见，在智库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智库发展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总是息息相关的。

一国智库数量可大致反映出该国的综合实力。现代智库起源于西方国家，目前各国智库发展水平不一，但一国智库的发展总是与其国家崛起及社会发展同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民间学会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共有11175家智库，其中北美2397家，欧洲2932家，共占全球47.7%；亚洲有3389家，占30.3%；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为美国（2203）、中国（1413）、印度（612）、英国（515）、韩国（412）、法国（275）、德国（266）、阿根廷（262）、巴西（190）、越南（180），从智库排名可大致观察到，智库数量与国家综合实力息息相关。智库数量较多的国家，要么是世界舞台上的大国，要么是在国际舞台上高度活跃的国家。

智库成长速度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实力的兴衰。对比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智库报告数据与2010年数据，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2010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共有6480家智库，全球智库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为美国（1816）、中国（425）、印度（292）、英国（278）、德国（191）、法国（176）、阿根廷（131）、俄罗斯（112）、日本（103）、加拿大（97）。整体而言，10年间全球智库数量将近翻番，但是各国数据的此消彼长似与国家实力变化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美国依旧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国家，但其增长速度相对不快，与其他国家数量差距缩小。俄罗斯、日本、加拿大跌出前十，韩国、巴西、越南等“新兴势力”进入前十，尤其是韩国已位居第五，让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智库由425家跃升到1413家，数量是10年前的3倍还多，是前十位国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中国智库伴随国家崛起得到了快速发展。

高校智库是全球智库中的重要“方阵”

无论中外，大学作为各国智力密集之所，很自然地成为智库建设重镇。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智库报告所收录的全球高校智库共计987家。比较世界各地区，在亚洲、拉美、非洲、中东地区，高校和政府附属智库是智库的主导形式，而高校智库的数量又远超政府附属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将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列为2016年-2019年度全球最优秀高校智库，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德国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等都是高校智库的典型代表。

高校智库凭借其深厚的理论和基础研究根基、强大的人才储备，始终紧密服务各国国家战略需要。例如，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震撼和挫败感。在此背景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分别委托美国一些重要研究机构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等高校智库对“意识形态冲突、军事技术发展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的课题研究。在15个重要议题中，高校智库承担其中的7个课题研究。可以看出，高校智库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些国家，高校还扮演了智库“孵化器”的角色。例如，国际安全领域的世界知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曾经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个附属机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附属机构，在智库本身逐渐成长、成熟后，这些智库告别依托的高校“单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加强国家软实力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高度重视智库建设。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0年来，全国各类新型智库建设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在此背景下，中国高校智库也实现了蓬勃发展，在新型智库建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的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2013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提出，发挥高校独特优势，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贡献力量。2014年2月，教育部发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目标和走向，开启高校智库建设大门。在此背景下，高校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首次入围的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有6所高校智库，足以体现高校智库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20年，国家高端智库第二批名单公布，又有两所高校智库入选。

充分发挥高校智库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

高校是孕育人才的重要阵地，是智慧的聚集之地，在智库建设方面拥有科学、人才等得天独厚的基础。西方国家拥有众多出色的高校智库，其为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方智库建设扎根于其自身政治体系中，中国虽然可以借鉴其经验，但无法照搬照抄。中国高校智库应立足国情、着眼全球，找准高校“咨政”“孕才”“启民”等特殊功能定位，发挥高校在基础与理论研究、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所长，以更好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扎根于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任务，高校教育体系具有学科门类齐全优势，可针对国家重大问题，推动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以协作研究，形成集群效应，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西方国家高校智库擅长为国家提供深远的学理根基。如美国学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形成了原创性理论，使美国战略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例如，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提供了一种学理性阐释框架，也塑造了各国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认识。我国高校智库如能依托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叙事框架和战略框架，无疑将为国家对外战略发挥重大作用。

连接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高校智库可以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延伸到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助力大学高质量科研成果的政策转化，实现学以致用。另一方面，高校智库与政府、企业和社会这些“需求端”关系密切，可以将各界对学术研究的需求带入大学，为大学科研带来政策相关性和敏感性，也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发展。

发挥高校智库对公共外交及舆论引导作用。高校智库除深耕科学研究之外，也是开展公共外交，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高校智库依附于高校国际化办学与合作交流等优势，通常通过举办高质量论坛、国际会议、项目合作、访问学者、调研互访等方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当前大国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高校教师与青年学生作为高校智库公共外交主体敏感性相对较低，学术信誉高，可以为国家外交战略开通一条重要通道。同时，高校智库善于通过传统的刊物、讲座、沙龙、研讨会、对话会等形式发布，并借助各式新媒体将研究成果向社会群众广泛推出。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聚焦国际时事问题，通过其主办的国际关系领域顶级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发表学术性研究成果，塑造国际舆论话语权。同时，该中心的专家通过发表文章、举办讲座、接受采访等方式对热点事件发声，塑造公众舆论的走向。高校智库以其独有的人才及学术优势，发挥其在文明交流互鉴、国际议题设置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发挥高校智库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人才培养是高等院校的核心使命，也是高校智库区别于其他类型智库的主要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而高校智库肩负着培养青年学生的重要使命。首先，高校智库通常肩负联合培养研究生及配合学校学生教育工作的任务，高校智库可利用自身资源，邀请来自不同院校的高层次、专业化、多元化的智库专家团队，为学生进行专业授课。其次，高校智库可通过学术会议、讲座等方式为学生带来高质量的学习交流机会。最后，高校智库可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增加学生社会实践经验。例如，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成立于2018年，将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紧密结合。作为高校智库，战略中心在清华大学开设本科生课程，邀请各领域顶尖专家为学生授课，启发学生思考。开设“战略与安全大讲堂”“战略清析论坛”，旨在通过邀请国内外知名领域专家为学生带来高质量的学习平台。指导成立“清华大学学生全球战略研究协会”，创办“战略青年”等青年学生团体，为优秀青年提供国内外社会调研机会，致力于培养有战略眼光、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学生和学者。此外，通过纳入实习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基础研究工作及文稿撰写工作，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开拓视野。高校智库丰富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智库建设实践引导人才培养，通过人才培养为国家发展助力。

《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的主张深刻阐释了战略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面临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地需要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政策建议。高校智库基于学科及人才资源的独特优势，是连接学术研究与政府的桥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应找准定位，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功能和使命，为国家建设作出自身独特贡献。（作者周武华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达巍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11期）

作者：周武华达巍